查看原文
其他

思政课 | 曾是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: “北京九所”62年终解密!

北中医胡兵的公号 读读马原著2 2022-09-14

来源:新闻联播,央视新闻




六十年前,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,同时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。一批科学家下定决心,为了祖国核事业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!


胡思得、李德元李维新是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,如今都已到了耄耋之年,但加入这项事业时,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。


近日,三位科学家接受总台央视记者专访,一起回忆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↓↓↓




“核武器”三个字后面
是“跟任何人都不能说”的隐秘



1958年7月

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

一座名为“花园路3号院”的办公楼开始动工

北京九所”就是在这里



同年8月,22岁的胡思得

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

被分配到九所


△胡思得

来九所报到的当天

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——

33岁的邓稼先

当时邓稼先给年轻大学生安排的工作

是学习一本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

《超声速流与冲击波》



胡思得回忆,学来学去

为什么要学,成了大问题

一个月后,他“斗胆”向邓稼先提出

“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

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?”


胡思得回忆

邓稼先后来告诉他们要搞核武器

“讲完‘核武器’三个字后

又讲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说

我们是干什么的话

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钟”



他们饿到浮肿

也没停止过计算


1957年,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《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》。

按照协定,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,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。

但1959年6月,苏联致函中国,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。


1960年7月,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,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。

有一种悲观的说法是:“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”。

1960年,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,但九所的大楼里,哪怕大家饿到浮肿,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。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,紧张地进行着“九次计算”。


所谓“九次计算”,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,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全过程。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,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,只有这样,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。



“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,晚上十点钟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,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,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,书记一走又回来了。”胡思得回忆,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,没有人强迫要这样做。



△李维新
也是在1960年,一批苏联留学生回到祖国,他们给“九所”注入了新鲜血液,李维新就是其中一员。
当时的李维新只有24岁,和他同时进入九所的,还有在苏联取得数学副博士学位的28岁的李德元。

△李德元
李德元:1960年28岁到“九所”的,到现在没离开过,我一直在九所。我觉得我的青春是非常幸运的。记者:怎么讲?

李德元:因为我一来就碰到一些顶尖的科学家。


△李维新

李维新表示,由于当时中国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相比,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差上百倍,为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。

李德元回忆说,这个事情很单调,但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。“很多记者、很多作家要想写我们的故事,我说你们不要写,这里面没有故事性、没有爱情,是很枯燥的。”


△李德元

大胆质疑苏联专家给的数字

从理论上推翻苏联数据


当时,顶尖的科学家在“九所”集结,郭永怀、王淦昌、彭桓武、程开甲、陈能宽、秦元勋、周毓麟等。



但是,“九次计算”如同一个关口,卡在那里,得出来的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。


直到1961年,又一位科学家的加入,为“九次计算”画上了句号。这个人是周光召

“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,觉得没错。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,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?”

胡思得表示,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,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,否定原子弹专家给出的数据,这谈何容易? 

1961年9月,周光召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,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,从理论上证明了“九次计算”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。

“九次计算”持续将近一年时间,反复磨砺,厚积薄发,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
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
办公室里却不敢欢呼


1963年初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。

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,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。


1964年10月16日,罗布泊一声巨响,火球腾地而起,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,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。



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,爆炸威力初估TNT当量在2万吨以上,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。

那一天,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,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办公室里。


“得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,当时大家都在鼓掌,不敢欢呼。”李维新回忆,因为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,怕声音传到外头,“那时候这个事情还是保密的。”

新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!

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,震撼再度降临,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,继美国、苏联和英国之后,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。


李德元:“我对国家有贡献,这一辈子过得可以”


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,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?

很多年来,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家国情怀,是九所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。



责任感驱动着新中国核武器从无到有、从0到1的突破,驱动着从原子弹、氢弹、中子弹、核武器小型化的推进。
1986年7月29日,邓稼先离世。几天后,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刊发文章,“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 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”。
隐姓埋名28年后,世人终于从邓稼先的报道中窥见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。

△邓稼先

邓稼先走之后,胡思得从副所长到副院长、院长,主管核试验。最后几次加快核试验的任务由他来执行。


在一次次的突破中,曾经的小字辈已成为老者。他们人生的四分之三,都交付给了九所,那是他们人生中,最黄金的岁月。如今,胡思得84岁,李维新84岁。
胡思得感慨地说:“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走过来,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,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,这口气很难咽下去。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,他们就要回来。‘我愿以身许国’,就这么六个字。”


“科学就是简单的东西,一个人真正受用一辈子的东西,是科学态度。”李德元这样说。
接受我们采访不久后,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,享年88岁。
他们为核武器默默奉献了一辈子。
因为保密,他们的相册中几乎没有壮年时期的照片,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也不能对外公布。

李德元: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,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。我很自豪,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。我大言不惭地说,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,这一辈子过得可以。



“我们的苹果树,
可以给种花家的兔子们,
遮阴了哦”


相关链接:
今天(6.17)的你,请收下53年前的这份喜报!
宁静背后的奉献精神——探访中国“两弹城”

中国“两弹城”内一景。新华社记者刘坤摄

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

文章有问题?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